高奕在塞巴斯蒂安的客房里住下来的头三天，什麽都没做。
不是消极怠工的那种「没做」，而是一种极其克制的、近乎禅意的观察。他没有给塞巴斯蒂安做任何心理评估量表，没有安排康复训练计划，甚至没有提起过「决赛」这两个字。他只是存在——在这栋老房子的每一个清晨和h昏里，像一只安静的猫，不动声sE地丈量着另一个人的伤口深度。
第一天早晨，他发现塞巴斯蒂安在凌晨四点起床，光着脚走到客厅，把那颗旧足球从墙角捡起来，放在脚下轻轻拨弄了二十分钟，然後又放回去，回床上躺到天亮。整个过程没有开灯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但高奕隔着一堵墙，听完了那二十分钟里每一次足球撞击墙壁的闷响。
第二天傍晚，塞巴斯蒂安在yAn台上站了很久，目光越过拉博卡层层叠叠的彩sE屋顶，一直望到远处河床的方向。高奕没有过去打扰，只是在他身後三米的地方静静坐着，膝盖上摊着一本博尔赫斯的诗集，一页都没翻。
第三天晚上，塞巴斯蒂安破天荒地问了他一句：「你来阿根廷，波士顿那边的工作怎麽办。」